心理卫生中心召开护理带教授课讨论会

类似情况在主城区相当普遍。

在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滑的背景下，无限放大的支出责任迫使各级政府不得不通过债务来维持。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，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到7500亿元，2009-2012年赤字合计27500亿元，代地方发债合计8500亿元，2012年国债余额增加到77500多亿元。

完善激励和约束政策，提高环保、安全、能耗等领域的准入门槛，引导企业主动退出过剩产能，为先进产能发展腾出空间。以资产重组为手段，做大做强做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。这就要求我们切实提高对增速下行的容忍度，既不要随便鼓泡沫，更不能轻易戳泡沫，而是要千方百计挤泡沫，有效控制、释放、排除和化解这些年来逐步积累的风险隐患，为我国经济迎来下一轮持续健康高速增长奠定基础。四要推进不动产实名登记和全国联网工作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l999-2012年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额接近15万亿元，年均超过l万亿元。

规范法人结构，完善投融资平台治理结构，充实投融资平台资本金，积极推进融资平台实体化。产能过剩给相关行业带来了灾难性伤害，截止今年7月，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水平已连续l6个月负增长，降幅不断扩大。在中国，各个阶层的官僚、公务员体系、国有企业、银行、大学等等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。

当然，这场革命也为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。这样说，并不是否定福利制度。如何克服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？这是欧洲各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。到目前为止，人们并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真正有效的举措来改革华尔街体制。

一个社会，一旦稳定久了，没有大的伤筋动骨的危机，各方面的利益就会高度制度化，每一个体制背后都会是庞大的既得利益。美国的很多福利和企业有关。

很简单，当执政者本身的合法性来自选票，当他们的权力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超越选票，获取足够的政治权力来改革这种既得利益。西方1980年代之后的经济发展，也要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。美国之所以被视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主要是因为美国一直在抵制欧洲那样的福利制度。在大众民主下，一人一票，人人政治权利平等。

在精英民主情况下，人们的政治权利和人们对社会的经济贡献比较平衡，因为当时投票权（最重要的政治权利）受各种限制，尤其是财产的限制。尽管建设新制度也要触动既得利益，但建设新制度显然要比改革老制度要容易。这是法国学者托克维也尔早就观察到的。福利制度的产生，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，它使得穷人活得体面和尊严。

这使得日本的改革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尽管在很多社会领域，这场革命因为民众反对而没有发生，但在经济领域，这场革命大为解放了西方的生产力。

这场革命之后，政府对一些新的经济活动没有建立监管制度，最后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。但是，人们对一个社会的经济贡献则不一样。

第三，美国社会的高度自治，社会创新能力比任何国家要强。他的一个观点是，一个国家，和平的环境久了，既得利益就强大起来，最终演变成阻力。但到现在，福利制度普遍演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也就是没有动力去工作，高度依赖于这一制度，也就是一般人们所说的养懒人的制度。美国体制的改革并不容易。小泉纯一郎任自民党首相期间，为了克服庞大的既得利益，就想通过民粹主义，动员民众的方法。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中国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。

这种内部的民粹主义很快导致了外部的民族主义，恶化了和邻国中国和韩国的关系。美国的军事工业创新，完全由企业来完成。

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异化了的福利制度。亚洲日本的改革也不容易。

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是最难改革的一个领域。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，因为有战争等因素，摧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，或者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，有能力摧毁既得利益，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反而很迅速。

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制度建设是增加新的制度，而不是改革老的制度。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导向了经济的解体。但是，在过去的20多年间，日本的情况每况愈下。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，培养新的利益，在旧的体制之外，培养新的体制。

美国的体制改革，大多发生在重大的危机之后。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发展、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，还是政治的民主化，日本为世界所瞩目。

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立法权，这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制度保障。第一，美国具有一个典型的联邦制结构，容许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创新空间。

民主制度有利于一些方面的改革，但不利于另一些方面的改革。这场革命也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。

通过把西方和亚洲的日本、四小龙等经济体作比较，他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经济发展迟缓，而当时亚洲的日本、四小龙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发展迅速。法国的大众教育制度，是拿破仑时代创始的。福利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制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例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，是俾斯麦时代创始的。美国的军事工业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。

福利制度本来是要保护社会的最底层，让穷人过上体面的、有尊严的生活。实际上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制度的创新能力。

很多年来，欧洲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也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。苏联政府拥有企业，依赖政府企业来创新。

例如2008年之后，奥巴马政府试图进行一项只涉及到数千万人的医疗体制改革，就遇到了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抵制。英国的撒切尔革命和美国的里根革命，目标都是公共部门的私有化，政府尽量退出公共经济领域，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监管。